金融反腐，已进入深水区。
9月6日，一则消息震动了整个金融圈：十四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执掌中国证券监管大权五年的易会满，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
消息落地的瞬间，长达一年多的传闻终于收口。曾在工行系统历练三十余年，后主政证监会五年、推进科创板与注册制、加速退市常态化的这位“改革型官员”，在“反腐高压”的语境里，以最戏剧性的方式回到公众视野。
他的履历与象征意义，让这则消息显得格外刺目：草根起步—工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是一条典型的“金融系统晋升曲线”。而他本人多次公开强调要“严查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防止监管人员被围猎”，如今却成为被审查对象，着实讽刺。
这也强化了一个清晰的信号——这场金融反腐已进入“深水区”，触达关键少数、延伸至隐蔽链条，不再停留在业务一线的“苍蝇式”整治。
就资本市场而言，易会满任内IPO与退市并举、投融资两端都经历了速度与强度的考验；但指数层面的“弱势区间”与投资者体感的“不确定性”，也给他的“功过账”投下阴影。如今事件骤变，市场最关心的不只是个人命运，更是：这轮反腐到底在查什么？为何在此时加码？
易会满其人
这场突发巨震之所以牵动人心，不仅因为易会满的身份显赫，更因为他的职业履历和象征意义耐人寻味。
现年61岁的易会满出生于浙江省一个小县城苍南，早年只是银行中专学历出身，却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一路逆袭，从基层信贷员干起，最终坐上了工商银行董事长的宝座。
2019年初，他被调入北京，接替刘士余担任证监会主席，成为首位出身工行体系的证监会掌门人。当时他明确表示，这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岗位”，需要有四个敬畏：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投资者。
此后五年，他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科创板正式设立，注册制全面铺开，退市机制常态化，北交所横空出世。其间A股新增上市公司超过1700家，融资功能大幅提升。
然而在他任内，股市表现却乏善可陈——据多家媒体统计，上证指数五年间20次跌破3000点，最终点位较他上任时只上涨不到200点，投资者的信心始终没有恢复。融资与回报之间的落差，成为其任期内绕不开的争议。
更具戏剧性的是，易会满本人一直高调倡导“金融反腐”。
他多次强调要“严查金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坚决防范监管人员被“围猎”。2021年，他在证监会系统警示教育大会上直言，资本市场的反腐斗争依然激烈，要求紧盯关键少数、重点领域，完善全流程立体化监督体系，提升监督精准性，有效性。他还强调加强发行注册等权力的监督制衡，推进“阳光审批”，坚持“一案双查”，把腐败风险消灭在萌芽。
正因如此，看到这位曾经的金融沙皇如今自己成为被审查对象，许多人感慨唏嘘——事实再次证明，反腐利剑之下“没有铁帽子王”，哪怕你曾是反腐旗手，一样难逃法网。这起震撼业界的落马事件，也预示着中国金融领域的反腐行动已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触及更高层级、更隐蔽复杂的利益网络。
金融系统多位高管相继落马
易会满的倒下并非孤例，而是近年来金融反腐高压态势的一个高潮。
过去两三年里，一场前所未有的“打虎拍蝇”风暴横扫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系统。仅2023年金融系统内接受纪检监察调查的干部就超过100人，中管干部（副部级以上）有8人之多，包括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的“一把手”。
这份落马名单星光熠熠，其中既有监管部门高层，也包括国有大行、政策性银行和保险资管巨头的负责人：
国有银行系统是此次反腐风暴的重灾区。五大国有银行在2023年共有36名干部被查，占据落马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的落马最引人注目——2023年3月31日，中纪委通报刘连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成为二十大后首个落马的中管金融企业“一把手”。他也是级别最高的银行高管，被称为金融圈“地震”级人物。随后，中国银行系统又有多名总行及分行高管接连出事。工商银行成为“重灾中的重灾”，全年被查人数最多，共10人。农业银行被查8人、建设银行6人、交通银行6人，均涉及多名分行“一把手”。这些数字表明，国有大行内部从总部到地方，反腐无死角展开，一批曾高高在上的银行领军人物相继落马。
政策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未能幸免。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三大政策行共有13名干部被查。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李晓鹏、前董事长唐双宁分别于2023年4月和7月落马。“光大系”连续两任一把手被查格外引发关注——唐双宁已退休6年，本以为平安着陆却依然难逃法网，证明“退休不是安全港”只是幻想。同样，工行原副行长张红力退休5年后被查、国开行原副行长周清玉临近退休即被查的案例也频频出现。
金融监管部门作为市场“守门人”，近年来也成为反腐利剑所向之处。2023年，人民银行系统至少有5名官员被调查，包括央行办公厅副局长李果、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长张建军、哈尔滨中心支行助理巡视员董国滨等。原银监会、保监会也有人落马，一些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个别高管亦在查处之列。
区域性腐败网络也被大力剿灭。以浙江省为例，2023年以来当地金融圈可谓“塌方”。短短一年多时间，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浙江省分行的原行长全部落马。今年4月以来，建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高强、农行浙江分行原行长冯建龙相继被查，早些时候中行浙江分行原行长郭心刚也已接受审查调查，而工行浙江分行原行长沈荣勤更是在退休8年后被揪出。有趣的是，这几位浙江落马行长之间以及与易会满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沈荣勤是易会满的老乡兼老同事，早年同在工行浙江分行共事；郭心刚、冯建龙等人离职后都曾进入当地的金融投资机构任职。再加上去年浙江省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传出出事消息，整个浙江金融圈可谓风声鹤唳。有分析指出，浙江系列案件的背后，可能正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树根”——坊间普遍猜测这些案件最终很多线索指向了易会满。
深挖病灶
透过上述案件，不难发现金融领域腐败具有一些典型“病灶”和共性特征。
利益输送、审批腐败、监管套利、权力寻租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纪检监察部门的通报中，说明这些正是金融反腐重点打击的行为模式。
银行体系是此次反腐重中之重，其中信贷审批领域尤为突出。不少落马银行高管均涉及利用职权在贷款中谋私、收受巨额贿赂。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被指大肆干预信贷业务，违规发放贷款，并借助职务便利为相关方提供融资与合作上的支持，从中收受巨额财物。“靠金融吃金融”正是对其行为的形象概括。
在信贷投放过程中，个别金融高管与贷款客户私相授受，形成利益交换链条，或通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旅游等方式长期与企业老板不当往来，或直接由特定关系人代收贿赂款物。
IPO发行审批曾长期是腐败易发高发环节。过去核准制时代，新股发行名额稀缺、审批权力集中，被称作“一支股票一个亿”。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便因掌管发行审核大权数十年而被称为“发审皇帝”，2015年因涉嫌IPO腐败落马。姚刚案揭开了发行审核领域的黑幕——其下属发行监管部处长刘书帆供述，曾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某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顺利通过审核，并维稳股价，事后收受公司负责人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推行注册制改革，IPO由审批制转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大幅压缩了个人审批权力。然而，腐败风险并未完全消除。
在易会满任内，A股IPO节奏一度很快：他在岗的1838天里，A股市场新增IPO多达1906家，平均每天就发行1.04只新股，日均募资约12.1亿元。如此高密度发行被市场戏称为“IPO大跃进”。虽然满足了企业融资需求，但也被质疑加剧了市场“失血”压力，引发股市疲软。有市场人士私下猜测，在快速IPO扩容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潜规则”，让某些企业搭上了快车。有观点认为，他任内A股新增公司中，注册地位于浙江的比例偏高，或与他本人浙江籍贯、曾长期在江浙地区工作不无关联，甚至不排除其家庭成员牵涉其中。
金融领域的腐败有时并非发生在台前的交易，而藏身于制度“灰色地带”中，比如监管套利和政商“旋转门”现象。所谓监管套利，是指监管者利用规则空子或行业资源为特定机构牟利自己受益；而“旋转门”则指官员退任后去往其曾监管的行业企业任职，从而将公权力影响力变现。在此次金融反腐风暴中，不少案例都涉及上述问题。
例如，前文提到的浙江多名银行行长在退休后进入私募投资机构、高校金融研究院等任职，在位时积累的人脉资源，很可能为他们退休后参与的商业项目提供了便利。
其中，顾建纲是工行资管部原总经理，被视为易会满昔日的铁杆旧部。他于2023年8月落马，2024年2月被通报的违纪详情令人触目惊心——利用其掌控的资管平台，“以金融投资为名大肆收钱敛财”，搞“靠企吃企”。更惊人的是，顾建纲的问题牵出了中金公司旗下私募子公司——中金资本的一系列震荡。中金资本前董事长丁玮及多名高管在2025年初被带走调查，据称正是丁玮与顾建纲等联手推动了早年一个数百亿规模的私募股权投资项目。
许多金融大案背后，还潜藏着家族腐败的影子。高官利用手中权力直接受贿固然常见，更隐蔽的是通过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来实现权力寻租。在易会满案中，就有媒体披露其“亲属关联问题”突出：据金融圈人士透露，易会满的一位哥哥曾在浙江金融圈活动，并以易会满“亲属”身份对接过部分企业的融资业务。据传，易会满在8月底被带走的同时，其位于浙江温州的兄弟也被调查。
甚至在他卸任证监会主席几个月后，其老家苍南县悄然注册成立了一家名称含有“会满”字样的个体工商户，引发外界无限联想。更引人关注的是，易会满之子也卷入了相关项目：2018年工行主导的一项百亿私募项目启动时，易会满尚在任。此后，其子一度在项目涉及的企业工作，直至2024年4月才离开。
金融反腐
为何于此刻骤然加码？
事实上，今年以来金融反腐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和当前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密切相关。
经济恢复乏力，仍需重塑信心。2023年中国经济经历疫情后复苏，但动力并不算强劲。当年GDP增长5.2%，勉强达到预期目标。虽说这一增速在全球仍属亮眼，显示出经济在艰难恢复中，但资本市场并未给予积极回应。A股市场整个年度走势低迷，上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反复下探，投资者情绪疲软。
令人困惑的是，经济数据转好却股市不涨反跌，这说明市场信心出了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内外需求不足、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但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自身存在的顽疾——例如上市公司质量不高、金融体系存在腐败隐患——也令投资者心存疑虑。在这种背景下，要提振市场信心，就必须向市场释放“净化生态”的强信号，重建投资者对规则公正和制度环境的信任。而大力查处金融领域腐败，正是恢复信心的重要举措之一。
从政治和战略高度看，防范金融风险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屡次强调金融安全和金融治理。
为什么高层对金融反腐如此重视？
一方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和命脉，关系系统性风险防控和国家经济安全。如果金融腐败导致重大风险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其危害不亚于一场经济灾难。回顾历史，从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到此后P2P爆雷、银行机构暴露风险，每每都可看到腐败和渎职的影子。因此，反腐也是在排雷，清除风险隐患于未然。
另一方面，金融业过去积累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盘根错节，对国家金融改革和政策执行形成阻碍。通过反腐整肃，可以清扫障碍、集中统一金融监管，让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
结语
回顾易会满落马及近年来金融反腐风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反腐是阵痛，也是重构。
他的跌落再次表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不能寄托在个别监管者的个人操守，而必须依靠制度化约束和透明监督机制来保障。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金融体系被利益链条所绑架。
短期而言，金融反腐势必带来一定冲击和震荡：一些金融业务会收缩调整，市场情绪也经历波动，信任的修复需要时间和代价。这种“阵痛”无法回避，因为肃清顽疾从来不是轻松之事。对于监管部门和行业而言，在严厉执法和维持市场稳定之间拿捏分寸，是一道现实考题。然而，从更长远视角看，这场反腐风暴正在重塑中国金融业的基因架构——将规则意识、合规文化深深嵌入行业肌理，为未来的发展夯实基石。
反腐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打掉多少只老虎苍蝇”，更是在于构建一个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环境。
当然，我们也应保持清醒。反腐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特性决定了，短期内金融领域可能还会有新的震荡出现，信任的重建也绝非一朝一夕。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可能伴随短暂的阵痛，例如处置不良资产、清退风险机构等，都需要各方付出代价。但只要方向正确、决心坚定，短痛终将换来长安。就如同医疗手术，割除了毒瘤，机体才能恢复健康；经过康复阵痛，生命才能重绽生机。眼下的中国金融业，正在经历这样一个治疗与康复期。
